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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丹麦政要会见达赖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发布时间:2009-06-29  来源:新华网  字体大小[ ]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30日表示,中国对丹麦政要会见达赖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有记者问:据报道,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外交大臣默勒于当地时间5月29日下午在哥本哈根分别与达赖会面。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秦刚说,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达赖以任何身份到任何国家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坚决反对外国政要同达赖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外交大臣默勒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执意会见赴丹麦从事分裂活动的达赖,严重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及中丹关系,破坏了中丹友好合作的气氛,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抗议。

   秦刚说,中方要求丹方切实尊重中方的严正立场和关切,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以实际行动纠正在涉藏问题上的错误做法,消除负面影响,为维护中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作出努力。

让事实揭穿谎言——七问达赖喇嘛

    今年3月份以来,十四世达赖喇嘛又开始在海外频频活动,或接受采访,或参加集会,标榜自己怎样为西藏的人权、民主、自由而努力,宣称现在的藏族人民“陷入了人间地狱般的苦难中”,唯有过去的西藏才是“自由的西藏”。

    达赖的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与铁的事实不符,也与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感情相悖。

    一问:达赖为什么不肯承认历史上西藏就属于中国?

    今年3月10日,达赖在所谓“和平抗暴”50周年纪念集会上竟宣称,“承认历史上西藏就属于中国,这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道理的。”

    1956年4月22日,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达赖,曾经欢呼“从此,西藏人们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今天的达赖却矢口否认历史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无非是为“藏独”制造“历史根据”和“现实合理性”。

    多位藏学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史料表明,自元朝开始,中国中央政府就对西藏行使着无可争辩的、有效的行政管辖。主权问题是根本的问题,达赖否定历史上中国对于西藏地方的主权,实际上是在为今天“西藏独立”或“半独立”“变相独立”寻找法理根据。现在世界各国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达赖所谓的“流亡政府”,这是世界各国官方、正式、严肃的态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廉湘民说,在世界语言学分类中,藏语和汉语同属一个语系,藏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各个历史时期从汉语中借用的词语;藏医藏药中包含了大量汉族医学及中医的理论精华和实践经验。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也渗透到藏族传统文化之中,孔子被誉为神通王。片面地将西藏的民族特征作为西藏独立的理由,这是非常荒谬的。藏族的文化和宗教特征丝毫不妨碍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说,历史证明,所谓“西藏问题”和“西藏独立”,根本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图谋分裂中国的产物。达赖流亡国外这些年,总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根据西方一些人的喜好,不断编织各种各样蛊惑人心的谎言,甚至声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的时候,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到现在西藏仍然是一个被违法占领的独立国家。其目的无非是企图借助西方反华势力的帮助,为“藏独”制造“历史根据”和“现实合理性”。

    二问:1959年西藏反动势力发动的是“和平抗暴”吗?

    50年前的3月10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由于害怕失去统治地位和民主改革,发动武装叛乱。这场武装叛乱很快失败,达赖随后逃亡印度,组建所谓“临时政府”。今年3月10日,达赖在所谓“和平抗暴”50周年纪念集会上,将50年前的那场武装暴乱美化为“和平抗暴”。

    尽管达赖一再否认,但他当时亲笔书写的三封信件却有力地揭露了所谓“和平抗暴”的历史真相。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叛乱后,达赖分别于11日、12日、16日向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负责人写了三封信,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

    时隔50年,达赖却出尔反尔,歪曲事实,将他曾经定性的“坏分子们”和“反动集团”说成是“被逼无奈”,将武装叛乱说成是“和平抗暴”。这是对和平这一美好词汇的践踏。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说,1959年3月10日,叛乱分子的代表召开会议,决定进行“西藏独立”运动。13日,叛乱武装总部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名义下达命令说:“为了反对共产党和获取西藏独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所有18岁至60岁的男人,都必须自带武器、弹药、食物,立即赶来拉萨,不得迟缓。”20日,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全面发起武力攻击。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以背叛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开始,以被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抛弃而告终。仅仅两天时间,人民解放军就取得了拉萨平叛的全面胜利。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平息叛乱的任务。

    达赖当时亲笔书写的三封信件彻底揭露了所谓“和平抗暴”的历史真相。达赖今天所持的态度与他当年对叛乱的认定截然相反。

    三问:达赖有没有要求从西藏撤出解放军和遣返汉人?

    3月10日,达赖在所谓“和平抗暴”50周年纪念集会上宣称,“我从来没有说过解放军应该撤出西藏”。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源说,达赖1987年在美国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着,“在西藏建立和平区将需要中国将军队和军事设施撤走”“只有中国军队的完全撤退才能开始真正的和解过程”“撤军是一个重要的讯号,显示未来将有可能与汉人在友谊和信任的基础上建立起有意义的关系”。第二条说:“西藏民族若要求生存,一定要停止人口转移,并使移民入藏的汉人回到中国。”达赖在1988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的“七点新建议”中又说,“我们应该召开区域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

    根据达赖的设想,中国军队撤走后,由他召开一个“国际和平会议”,把“藏区”搞成一个“国际和平区”。

    西藏“流亡政府”2005年颁布的《达赖喇嘛‘中间道路’宣传手册》上明确写着,“‘斯特拉斯堡建议’是由达赖喇嘛提出,经民主程序确定的”,也就是说,是改不得的。西藏“流亡政府”头头桑东直到2008年还宣称,“自治区内不能驻扎军队,这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此可见,达赖关于从西藏撤出解放军和遣返汉人的分裂主义要求,是他的“中间道路”政治主张的基本内容,不仅至今没有放弃,并且不断增加新的更加无理、蛮横的要求。

    藏学专家指出,军队是一个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任何国家都不会同意把自己的军队从自己的国土上撤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廉湘民尖锐地指出:“如果我们连驻军都没有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国防归中央管’?可见,达赖集团的说法不但互相矛盾,而且本来就是骗人的谎话。”

    四问:旧西藏是谁的“香格里拉”?

    达赖不断吹嘘,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一个“自由的西藏”,充满了人权、平等和自由。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云说,达赖集团至今仍然为封建农奴制唱赞歌,称之为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天堂,把农奴主对农奴的残酷压迫美化成西藏的文化特色,真的是让历史蒙羞。“但是,即使是最精致的谎言也无法抹去关于旧西藏的黑暗记忆。”

    美国藏学家谭·戈伦夫指出,虽然有人声称1959年以前一般西藏人的生活中有喝不完的奶茶、大量的肉食和各种蔬菜,但是1940年对藏东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38%的家庭从来没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时不得不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面或豆面掺和在一起的野草。“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达赖本人在1959年民主改革前拥有16万两黄金,9500万两白银,2万多件珠宝玉器,1万多件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其家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6000多名农牧奴。

    旧西藏的寺庙和贵族都有监狱或私牢,可以自备刑具,私设公堂,惩罚农奴和奴隶。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酷刑的刑具。达赖的副经师赤江在德庆宗设立的私人寺庙管理机构,就曾经打死打伤农奴和贫苦僧人500多人,有121人被关进监狱,89人被流放,538人被逼迫当奴隶,1025人被逼迫逃亡,484名妇女被强奸。

    旧西藏法典规定人分为三等九级,上上等人“命价即为与尸体等量的黄金”,而“妇女、流浪乞丐、铁匠、屠夫等”下下等人“偿命价为草绳一根”。旧西藏流行一句民谚:“农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钱高;农奴面前三条路,逃荒、为奴和乞讨。”昔日的农奴们说:“泉水滴流的石头上,积满了万年青苔。我的脸上淌着泪水,仇恨深似大海!” 人们不禁要问,这就是达赖赞美的“自由的西藏”吗?

    《俄罗斯报》资深评论员奥夫钦科夫指出,把十四世达赖说成“人权保护者”可谓“绝顶荒谬且极端无耻”,“达赖对惨无人道的封建农奴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五问:是自由幸福还是“陷入了人间地狱般的苦难中”?

    3月10日,达赖在所谓“和平抗暴”50周年纪念集会上煽情地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藏人陷入了人间地狱般的苦难中。”

    50多年前,同一个达赖,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时再次肯定《十七条协议》使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新旧西藏哪一个好?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西藏百万翻身农奴。

    不久前,记者走进拉萨市纳金乡嘎巴村村民丹增巴桑的家。68岁的丹增巴桑动情地向记者讲述了50年的发展变化。“我的父母,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色拉寺的农奴。家里什么财产都没有,没有房子、没有土地,也没有人身自由,晚上与牲畜睡在一起。如果有人说旧西藏好,那只能是谣言。”他说,民主改革以后,家里的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自治区于2006年实施的安居工程,使丹增巴桑家的住房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说,政府补了2.5万元,从银行贷了2.5万元,自己凑了一部分钱,盖起来了面积500平方米的大房子。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向巴平措出生于旧西藏的一个贫寒家庭,他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是很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人。他说,1959年前达赖统治下的西藏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社会,“人间地狱”用于形容旧西藏社会倒是恰如其分。他说,民主改革50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只要持客观立场或去过西藏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穿越50年的时空,西藏发展进步的步伐,反而印证了50多年前达赖的肯定:《十七条协议》使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社会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西藏人民从此进入了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在这场意义深远的变革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百万农奴命运的巨变。目前,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区有20名代表,其中12名为藏族公民,门巴族、珞巴族公民各1名。

    ——经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1959年至2008年,西藏生产总值由1.74亿元增长到395.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5倍,年均增长8.9%。1994年以来,西藏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12.8%,高于全国同期年均增长水平。1959年至2008年,西藏人均生产总值由142元提高到13861元,增加13719元。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生存和发展状况得到极大改善。民主改革前,西藏农牧民没有生产资料,几乎终身负债,根本谈不上纯收入。2008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176元,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10.1%,2003年以来年均增长达到13.1%。

    墨西哥前驻华大使李子文曾先后4次去西藏,每次都感触良多。他认为,没去过西藏的人对西藏没什么发言权,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西藏,不了解中国政府为西藏的建设和发展所作的努力。“我有很多西藏朋友,他们靠往来于西藏和北京之间做工艺品生意而逐渐富裕起来。随着西藏与内地在经济上日益融合,美好的生活写在人们的脸上。从他们的微笑中,我能读懂他们心里的快乐。”  

    六问: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特性濒于灭绝吗?

    3月6日,达赖在接受一家西方媒体采访时说:“汉人要除掉我们的语言和文化。”3月10日,达赖又重弹老调说,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特性等濒于灭绝。”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研究员安才旦尖锐地指出,对稍微了解一点西藏情况的人而言,达赖的谎言十分荒谬;而对专家来说,他的谬论简直不值一驳。旧西藏的教育集中在贵族和寺院中,如果不当僧人,普通藏人基本没有学习的机会。如今,中央政府通过立法和政策扶持,使藏语使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到特殊教育,哪个教育阶段没有藏语教材?”

    “看看遍布拉萨乃至西藏各地的现代化文化设施吧,它们都是向公众开放的,而不是为某个人、某个贵族阶层服务的。但在旧西藏,除了统治阶级外,有多少普通百姓欣赏过藏族的传统歌舞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次仁央宗说,“藏族画家的画作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藏族音乐家创作的歌曲在全国传唱。西藏元素被如此众多的人关注和欣赏,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发展和繁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西藏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斯朗格列曾在自治区档案馆工作了30多年,他在现存的近代档案中从未发现过有旧西藏地方政府投资修护寺庙的记载,寺庙的维护大部分来自于强制性的拉差。而在民主改革后,中央政府把藏传佛教作为藏民族传统文化给予有效保护,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就先后拨款7亿多元,对西藏的寺庙、灵塔、祭殿等宗教场所进行维修。特别是从1989年到1994年,国家拨专款5500多万元和大量黄金、白银对布达拉宫进行了重点维修。2001年起,又拨专款3.3亿元,用于维修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文物古迹。2007年,中央政府再次拨出5.7亿元,用于“十一五”时期对西藏22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全面维修保护。这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是空前的。

    七问:谁在民族之间制造仇恨和分裂?

    3月10日,达赖在所谓“和平抗暴”50周年纪念集会上煽动说,中国政府在汉、藏民族之间挑起仇恨和分裂。

    恰恰相反,是达赖在很多场合在汉、藏民族之间不断挑起仇恨和分裂。实际上,达赖1987年在美国发表的“西藏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发表的“七点新建议”,都明确讲到,要中国军队和军事设施撤离西藏,要立即制止汉人迁入藏区,已经进入的要撤离。而他的“流亡政府”头头桑东更清楚地表示,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非藏人不享有自治权,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所有官员和政府雇员,都应当由少数民族担任。就在今年3月6日,达赖在接受一家西方媒体采访时挑拨说,居住在西藏的许多中国居民备了武器准备开火。

    事实胜于雄辩。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向巴平措说,过去50年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倍加关心和爱护,对其发展给予全力支持。大量数据也证明,西藏的发展进步得益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协作:

    ——中央政府、全国各省区对西藏的帮助巨大。统计显示,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的875.86亿元财政支出中,94.9%来自中央补贴。

    ——“十一五”期间,国家规划在西藏投资80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097亿元,“十一五”期间投资778亿元。

    ——税收方面,只有西藏一直执行着比全国低3个百分点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且对农牧民一直免收各种税费。金融方面,西藏一直实行比全国低2个百分点的优惠贷款利率和低保险费率的政策。

    ——对农牧民实行免费医疗,农牧民子女上学实行免费吃住等各项政策。

    《印度教徒报》总编辑那拉希姆汉·拉姆从1978年起17次访问中国,看到了一个经济起飞的西藏。他评述,尽管西藏也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增长速度仍然明显。更值得一提的是,“世界屋脊”上奇迹般地架起了青藏铁路,给西藏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动力。可见,这得益于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扶持以及兄弟省区市的帮助,而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看到的。

    多位专家学者指出,一个社会是进步还是落后,一个制度是先进还是愚昧,要看其是否造福于大多数人,是否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大多数人的权益。半个世纪的西藏当代史证明,没有民主改革,就没有占西藏人口95%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西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废除封建农奴制度,不仅是西藏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更是世界人权事业的伟大成果。这是历史的结论。( 新华社记者徐京跃、魏武 )

     荷兰学者陈尚慧:“达赖在涉藏问题上经常撒谎”

     “达赖在涉藏问题上经常撒谎,我不知为何能蒙骗那么多西方人,”荷兰华裔学者陈尚慧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显得有些困惑。

    自幼在中国台湾长大、上世纪70年代随荷兰籍丈夫定居荷兰的陈尚慧,曾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并在荷兰的大学执教多年。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钟,并于2007年与丈夫合作用荷文出版了《中国》一书,对中国远古以来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和政治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书中专门辟有“西藏”一章,对藏区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论述。

    陈尚慧告诉记者,许多荷兰人对西藏史实一无所知,媒体报道也经常受达赖及其追随者误导,以讹传讹,颠倒是非,每次看到这种报道她都非常生气,忍不住投稿反击。然而许多荷兰媒体虽然表面标榜“独立、客观”,但实际上对与达赖不同的言论常常拒绝发表,她的不少投稿就这样石沉大海。

    陈尚慧说,达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西藏传统宗教、文化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制破坏”,颇能博得某些西方人同情。然而事实是,50年前的西藏,95%的藏族人没有受教育机会,“文化”只是少数统治者的专利。而现在许多藏族人学会了读写,年青藏人中的文盲率降到5%。近年来,中国国内对藏文化的研究日益深入,出版了许多这类书籍,西藏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达赖所谓“西藏文化灭绝论”不知从何说起。“如果神权统治和农奴制是达赖所希望保留的‘文化’,那我认为‘灭绝’倒是件好事。”

    陈尚慧2005年曾赴西藏旅游,在两周时间里游历了拉萨、日喀则等地。她说,从她的所见所闻看,西藏居民完全可以自由从事宗教活动。街上经常能看到虔诚的信徒,一路磕着长头到寺庙进香。大小寺庙香火都很旺。许多藏人告诉她,他们对目前生活很满意。藏汉两族之间也相处得非常融洽。

    陈尚慧表示相信,随着人们对涉藏问题的了解增多,越来越多的人会了解真相。“我能做到的,就是尽力把我了解的真相告诉更多人。我相信人们不可能永远被达赖蒙蔽。”( 新华社记者刘黎 )

   

“藏区的所见所闻与达赖喇嘛的宣传完全不同”--访西班牙藏学家毕隐崖
    西班牙著名藏学家毕隐崖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让我感到很惊奇的是,藏区的所见所闻与达赖喇嘛的宣传完全不同,这让我对达赖喇嘛欺骗世人的歪曲宣传方式很不喜欢”。

    毕隐崖是西班牙驻新中国首任外交官之一,也是西班牙资深汉学家与藏学家。20世纪80年代初,毕隐崖开始对藏传佛教感兴趣,并在马德里的藏传佛教中心向来自不丹的喇嘛学习藏语。他于1996年首次赴西藏旅游,通过自己的眼睛观察西藏。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多次前往西藏考察,走遍了中国各个藏民聚居地。他从2001年起居住在康巴地区的苯教寺庙,从事苯教研究,大部分时间都在西藏度过。2009年的藏历新年毕隐崖就是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度过的。

    “我会讲汉语和藏语,可以很好地与当地人沟通,也能了解人们的想法,从而获得认识西藏的第一手资料。”

    毕隐崖说。

    谈到2008年的3·14拉萨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毕隐崖说,这场事件的制造者是达赖喇嘛的追随者。他说:“那些纵火、抢掠及谋杀事件的责任人正是达赖喇嘛的追随者,是他们制造了那场暴力事件。事件发生次日,达赖喇嘛并没有为此道歉,也没有明确谴责追随者的施暴行为。”

    谈到关于达赖喇嘛指责中国政府的政策“破坏了西藏文化和语言”、“西藏人民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等说法,毕隐崖说:“这些都是赤裸裸的谎言,是达赖喇嘛为其从事分裂国家的行为寻找借口。”“根据西藏目前的教育体制,藏族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必须学习藏语,当地大量书籍与杂志也用藏文编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可以肯定地说,藏族文化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与传承。”他还认为:“外国势力的介入才是对西藏文化最大的破坏,那些来自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是藏传佛教面临的最大现实威胁。”

    毕隐崖说:“在一些西方国家,人们已经把达赖喇嘛神化。对某些西方国家领导人来说,西藏及藏民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重要性,达赖喇嘛最大的作用就是给中国制造麻烦。个别西方国家政府首脑之所以接见达赖喇嘛,是想把他当成国际利益博弈的一粒棋子。事实上,达赖喇嘛仅仅是他们需要时可以利用的傀儡而已。”

    针对“西藏流亡政府”宣称要在今年3月到明年3月期间在世界各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毕隐崖说:“这是因为达赖集团从西方反华组织或机构那里接受大量资金援助后,总需要做出一些姿态来,表明这些钱没有被白白花费。”“达赖集团拥有一个完整的国际反华网络和西方媒体的支持,是不会停止制造问题的。”

    毕隐崖说:“一些西方媒体多年来都充当着让人羞愧的角色,歪曲西藏的真实信息,甚至进行欺骗,尤其是去年积极传播那些可耻、缺乏道德的谣言。”“如果作者撰写的文章批评中国政府、支持达赖喇嘛,他们就会马上刊登,了解西藏真相的人撰写的客观报道却很难得到发表。因此,西方国家的民众被蒙骗了,应当设法让他们摆脱错误的观念。”他认为,中国应采取各种措施在海外努力加强对西藏的介绍,让世人更好、更全面地了解西藏的现实状况。  (记者 陈海通)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彭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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